厦门自贸区设想：迟了三十年

　“厦门有充分的条件成为自由贸易区，政府的胆子完全可以更大一点，可能领导认为不是时候吧，现在上海的都已经批了，要及时赶上来。”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唐永红谈及厦门自贸区申请，一声长叹。

　　作为国内为数不多研究两岸经济的学者，他认为厦门成为自由贸易区“很有必要”。在厦门自贸区的推动中，他是重要拥护和推动者。

　　上海获批成为自贸区后，对中国其他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刺激和推动作用。迄今为止，已有广州南沙、厦门、天津、舟山等地，加入到推进自贸区建设的行列，期待早日获得国家批复。

　　厦门也不甘示弱。在上海自贸区获批不久，一份《厦门自贸区总体方案》引起多方关注。

　　该《方案》的提案者是来自民盟厦门市委经济与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龚小玮，在今年厦门“两会”期间，这份提案曾作为优秀提案专报给厦门市委、市政府相关官员。

　　故此，该提案成为媒体解读为厦门自贸区总体蓝图的重要依据，也有人认为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地方政府的意图。据厦门一名政府官员向媒体透露，该申请方案目前尚未上报，因为其中一些细节还在“斟酌中”。

　　由于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，厦门自贸区主要侧重对台自由贸易。龚小玮说：“我们也在考虑推进厦门、金门自由贸易区，看看两岸能否谈成。”况且，厦门已经拥有的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、东南国际航运中心、大陆对台贸易中心等政策优势，不过三大中心都只是“单项”突破，而非整体破局。

　　现在，厦门拥有3个台商投资区，分别是海沧、杏林和集美台商投资区，这是台商在大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，并已形成光电、石化及零部件、工程机械、计算机及外设、物流等产业集群。

　　唐永红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厦门特别需要推进经贸自由化，除了对推进对外开放、深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作用外，对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也有特殊意义，这是厦门经济特区的特殊使命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厦门自贸区议题早有渊源。1984年，邓小平视察厦门时，时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的项南向邓小平提出在厦门建立自由港，邓小平当即表示，厦门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。

　　这句话犹如尚方宝剑，从中央到地方都拥有很高的积极性，且行动效率很高。

　　1985年6月29日，国务院批复福建省政府《关于报审厦门经济特区实施方案的报告》，批准厦门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岛和鼓浪屿，并逐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。随后，在时任厦门市副市长的习近平的主持下，厦门市组织了国内100多名专家研究“实行自由港某些政策”的调研报告，并为厦门制定出全国最早的一份城市发展战略规划。

　　厦门市原体改委主任郑金沐向当时前来采访的记者回忆，当时习近平带着他去北京找于光远、刘国光等专家，论证厦门“自由港”的可行性。

　　但这种热度并未保持，此后的十年间，因为各种争议不断，厦门“自由港”建设举步维艰，裹足不前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。

　　直到2005年，厦门“自由港”才有了很小的突破——厦门象屿保税物流园区一期工程通过验收、封关运行。

　　从“自由港”到“自贸区”的设想，厦门走了整整三十年。

　　动力和阻力

　　唐永红认为厦门自贸区迄今停滞不前，只能停留在《方案》和舆论话题层面的最大原因是“政府太过于保守和谨慎”。

　　上海的自贸区获批后，他认真地研究过后多少有些失望，他认为上海自贸区“对现代自贸区缺乏把握，还在做传统意义上的减免关税、进出口为主要的方向”。“如此建立自由贸易区还是有意义的，但是意义小了很多，自贸区早就超越减免关税这部分了。”唐永红说。

　　因为学术研究，唐永红在全国走访了很多地区。在他看来，相对于其他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，福建省相关部门的主政官员执政理念“特别保守”。“政府要做什么事，首先就是看其他地区有没有做过，只有别的地区做了，他们才敢做，永远跟着别人屁股后走。”唐永红说。

　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，邓小平曾经赋予了福建省很多特殊政策，这让福建很快就发展起来了，后来经济开放地区越来越多，曾经特殊的政策已经不特殊了，福建省在经济政策的创新上略显乏力。

　　放眼望去，现在上海、天津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海西经济区，因为没能有效建立相应的组织和政策，海西经济区大部分只停留在了构思阶段，没有更多的内容去充实。

　　台湾商人是嗅觉最为敏锐的，唐永红常见到一些台湾商人很关注海西经济区的建设，但他们最后的感叹都是，“没什么特殊政策，很失落。”

　　经过龚小玮、唐永红及相关部门领导的争取，厦门市委、市政府领导原则上同意《厦门自贸区总体方案》。

　　唐永红曾建议直接向中央申请建立厦门自贸区，不过厦门市委、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层没有同意，最终仅剩下的一条关于自贸区的条款，也因为国家财政部对此有异议，厦门市政府最终“主动拿掉了”。

　　该条款大意是：建议厦门经济特区转型为对台自贸园区。

　　“财政部认为我们已经有保税区了，为什么还要建金融贸易区，这个反映出他们认为金融贸易区就是保税区，就是减免关税，可以想见他们的认知之落后，从地方到中央都是这样子的。当时想过用一些理由去说服他们，但后来还是不了了之。”唐永红说。

　　自贸区需要“顶层设计”

　　在龚小玮的设想中，未来的厦门自贸区可分三步走：第一步先向国家申请象屿保税区或海沧保税港区；待成功后，第二步向全岛放开；第三步则推进厦金自贸区建设。

　　2004年，龚小玮作为人才被厦门市人事局引进，他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（Maastricht　University）毕业后，曾在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、德国、丹麦等学术机构担任研究员。

　　他在欧洲学习和工作期间，考察过欧洲自贸区的情况，他曾在阿姆斯特丹机场感受到了自由贸易区的极大便利。

　　“他们不需要报关就可以直接发货。试想，如果在保税区，等上班时间再报关，发货时间得推迟多久？”

　　龚小玮反复向媒体和政府官员们阐述自贸区的好处，“如果在厦门设立了对台自由贸易园区，从厦门发出的货物能第一时间到达世界各地。因为能买到免税商品，厦门定会变成一个购物天堂。”

　　到那时的厦门就会像香港一样，作为自由港，吸引很多世界知名企业，虽然短期内，政府的税收可能会减少一些，但整体经济实力却会因此提升。

　　这其实也是中国推动自由贸易区的难点所在，因为牵涉到部门利益，故此没有任何改革的动力。

　　但唐永红强调：“经济自由化已经是全球的一种趋势，市场经济全球化，本身要求经贸活动自由化，现在全世界都在推进经贸活动自由化，这也是中国经济深化改革的需要。”

　　海峡对岸已闻风而动。今年3月底，台“行政院”拍板自由经济示范区方案，分成两阶段实施：第一阶段为“五海一空”自由贸易港区，升格为海空联运的自由经济示范区，包括苏澳、基隆、台北、台中、高雄等5个海港以及桃园机场一个空港；第二阶段在通过“示范区特别法”后，由各县市申设。

　　自由经济示范区只是“探路石”，最终的目标是将台湾打造成自由贸易岛，全岛开放。

　　龚小玮认为台湾全岛开放是一个富有远见的决定，距离台湾最近的厦门“又走到一个历史节点”。

　　“台湾有一个自由经济示范区，我们也建立一个，就有利于和它实现对接合作。这两个自由经济区可以相互给对方一些更加开放的政策，也可能存在竞争，竞争与合作并存，否则资源就被它吸收了。”唐永红说。

　　他认为，厦门不能简单地跟着上海走，不要局限在自由贸易园区的框架之内。

　　“台湾那边的自由经济区在很多方面做了调整，我们比人家落后了一二十年。所以我觉得要从四个层面——货物贸易自由化、服务贸易自由化、产业贸易自由化、金融贸易自由化上先行先试。”

　　上海自贸区的谨慎前行让唐永红意识到改革的艰难，他认为最大问题是中央对自由贸易区的理解是否同步，换句话说，就是需要中央层面的“顶层设计”。

　　他观察到台湾方面的“五港一空”只是自由经济示范区的第一阶段工作，只有立法后，台湾才能真正的推进自由经济贸易区。

　　按国际惯例，建立自贸区需要政府谨慎设计和特殊立法，通过特别立法以规范各方责任和义务，也有免责的作用。

　　“现在地方政府不敢先行先试，就是害怕乌纱帽不保，有个特殊立法就可以帮它免责，出了问题免除政治责任，这样才敢做。”唐永红说。

　　前段时间，厦门市政府相关人士给唐永红打电话咨询时透露“方案还在研究，还没起草。”

　　“他们看上海已经在做，有点着急了。”唐永红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