配得上自己的受难，说说褚时健

 Vincent van Gogh，Sower

我只担心一件事，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。

陀斯妥耶夫斯基这句话描述的人生旅途，其实不能多想，想了会怕。希望所有人不要受难，宁愿在平静幸福中展开人生。在巨大的苦难中，很少有人能够保持人性与尊严，他们的多数将被苦难摧毁，甚至成为苦难的一部分。

陀斯妥耶夫斯基配得上所受的苦难。昨天去世的褚时健也配得上。

褚时健给世界带来了什么？对一些苛刻的、又爱轻易评论的人来说，他做的事价值不高，原来制烟，后来不过种了橙子。如果没有晚年经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，从巅峰跌落底谷的苦难，那么，即使作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，他的影响力也将局限经营管理这个层面。

褚时健此生影响力最大的产品，不是烟，也不是橙，就是褚时健。当他2001年从监狱出来，获得有限自由时，他已经73岁了，他反而选择了最需要时间的种植业，在同等条件下的人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会做这种选择，当然，他的妻子马静芬也是奇人，没有她的支持，人生最后这项大工程也无法开展，据说，褚橙这名字就是她的创意。

橙是最没有个性的产品，同等品质的产品也很多。我爱吃橙，当然也吃过褚橙。当你吃褚橙时，你脑子里一定会联想起衰年种橙的褚时健，哦，这就是那个打不垮的家伙种的！你吃的不仅仅是橙，而是其代表的一种人生观，一种选择，你知道其中的人生苦难。当一个产品让你有感情时，它的竞争力相当可怕。

其实只要看完褚时健短短的人生自述——真的很短，很好看，传记作家据此拉长填充的大部头，味道反而平淡，再次联想到，只要传主足够杰出，自述即可——你会知道，他晚年选择种橙，是必然，是长长的一生的惯性，就是90岁出狱，只要他还能动，他就会做点什么。

褚时健15岁时，父亲意外去世，他开始学酿酒，帮助母亲照顾家庭，他那时就喜欢把事情琢磨清楚，出酒率比别人高。做什么，就把它的本质想清楚，这点贯穿他的一生。在其他优秀企业家身上，你也很容易看到这个特质。

文革时，他是右派，曾在糖厂当副厂长抓生产，厂长是造反派。同等境况的副厂长一般选择混，反正没人在乎生产，混也不会犯错误。褚时健认为事情的本质恰好相反，正因为厂长不懂生产，随着政治局势，也三天两头换人，这时候，把生产抓好，反而是最安全的，于是他让糖厂盈利，也做好福利提升工人的生活水平，结果是所有厂长都得安抚他，需要他配合做好生产。

1979年，他进入玉溪卷烟厂，几年后悟出，烟厂的竞争，不在于大家拼的先进机器，而在田间，要赶上西方人的卷烟品质，首先原材料要赶上，要有自己可控的烟叶生产基地。他带着技术员，到美国两个烟草强州学习，天天往烟田跑，总结出了“十条规范”，1986年，就在玉溪搞了70万亩的推广，再由这个为起点，他游说省委书记和副总理，不停推动机制改革，一步步把烟厂做到全国第一，全球第五。

也在这过程中，他发现：农作物这个东西，最能反映人的做事风格，你尊重它的生长规律，按规律办事，认真对待，一定会有好回报。他后来选择种橙，并把橙种好，就一点也不意外了。他当初选择时说，真想要我多活几年，让我苦一苦可能效果更好。

褚时健人生方法是这条：看看当前有限条件下能做什么事，把它做好。然后永远执行，无论别人多么悲观，无论年纪多大。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理性乐观派，也正如伟大的心理学家维克多·弗兰克尔所说的：人永远都有选择。

一个人的人生模板库里，要有褚时健，你悲观时，想放弃时，抱怨环境时，想一想他的做法。但愿我们不要遭受他那样的苦难，但愿我们有他那样的力量。我们要配得上自己这一生。